有趣的是，上述被妻子抛弃的国木田独步反而一手创办了《妇人画报》。在发刊词里，国木田独步说：“自征俄以来，我国妇人之活动殊为活跃，女子教育实为盛况空前……此刊乃借时势而发。”当时虽说“离婚是女人的耻辱”的观念依然很强，但《妇人画报》却常常刊载“勿以世俗退却”的投稿。

明治末期，随着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日本女性终于有了集体就业的可能。比如电影《啊，野麦岭》所反映的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光景。1903年，缫丝厂的工头到山里去招女工，说进了工厂可以两天吃到一顿大米饭，业绩好时可以被奖赏一个豆包，一年能够挣100日元。一百多名穷乡僻壤里的年轻女孩翻过野麦岭，到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打工。结果到了那里，这群花季女孩被超负荷的劳动压榨，每天有十分钟时间吃一顿工作餐就能满足，同时被男性随意践踏，最终积劳成疾。逃离了男权桎梏的女性却未能逃脱资本家的牢笼。

　　2.“新女性”与“家庭主妇”

1910年，作家、评论家坪内逍遥作了一场题为“新女性”的讲演。1911年，女作家平塚雷鸟创办杂志《青鞜》，她以“元始，女性是太阳”作为女性宣言。1913年1月，平塚雷鸟在《中央公论》上发表一篇题为《我是新女性》的文章，“新女性”逐渐成为流行语。《青鞜》作为新女性的阵地，不断发表讨论新女性的文章。他们积极争取社会权益，同时破坏旧道德，为女性争取家庭内的权利，倡导自由恋爱。

女作家与谢野晶子，在“新女性”的概念出现之前，已经凭着书写短歌活出新女性的风采了。她的短歌让日本男子大为惊叹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女性也是有情爱诉求的。而比她的创作更令人瞩目的，是她对个人幸福的不懈追求，在与诗人与谢铁干结婚后，她凭着丰厚的稿费抚养了12个孩子，让丈夫也吃起了“软饭”。与谢野晶子曾经写有《贞操论》一文，反对把贞操问题道德化，提倡新道德，提倡自由恋爱结婚。后来周作人把它译成中文，刊载在1918年的《新青年》上，在五四运动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。

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，许多人，比如那些农业家庭中不能继承家业的次子、三子等（日本是长子继承制）脱离了土地进入城镇，他们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，以报酬所得维持自己的小家庭。这种“新中间层”不断扩大，结婚率大幅度提升。与此同时，传统家族模式逐渐瓦解，走向真正的一夫一妻制。

但这种婚姻模式附带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，女性成了“家庭主妇”，妻子外出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。据统计，以东京为例，明治时代，东京贫困阶层的妻子工作率高达72%，而到大正最后一年（1926年），妻子工作率已降至9%。“家庭主妇”的角色起初也很受女性欢迎，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隔离模式标志着她们成了家庭的女主人，这样就能够摆脱男性的权力控制。在“新女性”的概念逐渐普及的情况下，反而是那些职业女性，比如电话接线员、护士、乘务员、服务员等会被世人看不起。一旦结婚，就回归家庭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当今的日本社会。1980年，红遍各地、人气到达巅峰的日本女演员山口百惠急流勇退，彻底回归家庭。近的如上户彩、木村佳乃、工藤静香等，甚至嫁到日本的林志玲，婚后也处于完全蛰伏的状态。她们虽然也有各自的不易，但大体可以凭借优渥的收入过上向往中的平凡生活。然而对于普通女性来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福泽谕吉?资料图片

久而久之，这种回归家庭的模式让女性发现，她们在家庭中的劳作无论多么辛苦，却并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。面对这种状况，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她的《父权制与女性主义》一书中认为，现代家庭是现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这个场所实现了合谋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、恩格斯的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就主张，女性解放，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。

日本在1985年制定了《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》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，女性仍然受到歧视。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，职员类型大体分为综合类职员和一般类职员两类。所谓一般类职员就是辅助类职员，比如秘书、护士、看护、打字员、接线员等，这些职位就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。据统计，2009年，综合类男女比例为9∶1，十多年后艰难达到8∶2；一般职位的工资不到综合类工资的80%。男女同工不同酬之外，女性工作到结婚为止这个观念是日本的社会共识。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概有三类：未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女性；选择不婚的女性；守寡或离异的女性。因此成年女性始终面临的问题是：要家庭还是要工作？如果两个都想要，那么如何很好地安排生命的各个周期？重新进入职场如何面对低廉的薪酬？因此上野千鹤子2019年在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，向在座的女生泼了一盆冷水：这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。由此，很多人注意到了日本社会上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：女性贫困。

文章来源：《现代日本经济》 网址: http://www.xdrbjj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307/787.html